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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里尋安全】拾:晉國禮崩,本末倒置喪初心

anquanyue.org.cn時間:2019/8/6 8:29:54
來源:山西太原安監次瀏覽

師服,晉穆侯時期的一名普通大夫,憑借著近乎預言般的一段話,居然在惜墨如金的西周史書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師服之后,孔子、孟子、荀子等春秋戰國大家們,均圍繞他的話題進行思想意識的張揚和對社會現狀的猛烈抨擊。

師服所說的,便是由堯舜開始的禮制的崩塌;而禮制的崩塌,卻是從維護禮制者自身在道德遵循方面首先淪喪開始的。

禮制是人倫之治,在抽象的概念基礎上,也是極為寬泛而又事無巨細的教條。禮制以堯舜為源頭,將德政高度濃縮概括,并通過禮儀定式和禮制嚴格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與思想。無論夏商還是西周,作為意識形態的準則和遵循,禮制擁有著絕對權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即便君王,也不敢撕裂禮制的約束而為所欲為。

在法律的嚴懲之外,禮制的權威更多地依靠天子和諸侯各國君的自我修養和國家體制內部的自我凈化來實現。或者如湯武王網開一面的仁慈、周文王畫地為牢的寬容,或者如周公沐發吐哺般的辛勞、伊尹放太甲于桐宮的勇氣。

后世對夏桀、商紂這樣的國君或者周幽王這一類的天子,大多呈現出口誅筆伐的態勢,正是站在禮制的角度,用圣人和君子的言行來衡量考究。在東周以后,這種約定成俗的標準,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天子和諸侯各國國君必須防守的底線,擊穿底線意味著國家將會滅亡。

遵守于“天子無戲言”的禮制,一次玩笑后,周成王將唐地賜給弟弟叔虞,成為晉國的開始。此后,在周平王東遷時,因為護送有功,晉國獲得了更多的賞賜性封地,晉國開始了實力擴張,甚至有能力與北方的游牧部落直接對抗。

“風起于青萍之末”。師服的擔憂卻是從晉穆侯給兩個兒子起名開始的。在一次失敗戰役時,晉穆侯的夫人姜氏臨盆產子,晉穆侯給他取了個名字——“仇”,此后另一場戰役中,仇的弟弟成師也出生了。師服認為,仇為長子即儲君,為大宗,成師為庶子,為小宗,并沒有繼承王位的權力,晉穆侯卻不遵循古法,將兩人的名字錯誤,或許昭示著晉國會有大災難。

可以看出,師服對晉穆侯顯示出了極端不滿,認為晉穆侯沒有將禮制完整的繼承和保留。他說,“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也就是說,不同的級別和崗位,有著不同的約束和定義,不能將其混淆甚至是出現本末倒置和上下顛倒的事實。

關于本末,《說文解字》這樣表述,“木下曰本”“木上曰末”,即以樹根為本,以樹枝為末,則內在的、生成的、主要的為根本,外在的、被生的、次要的為枝末。即從主次關系上看,孔子是以主干為本,以枝節為末,即主要從其地位和重要性上著眼,占有重要地位的為主干,為本;占有較次要地位的為枝節,為末。師服的意識中,仇為儲君,不僅要讓其在敬老、尊老、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讓等方面尊德棄惡著重培養,更應將“成師”這樣符合古禮、又具有吉祥意義的名字給予“仇”。

《禮記.大學》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按照當時傳統禮制的指導,一件事情,掌握本末終始、先后次序以及終極目標的勘定是非常重要的。盡管師服的本末思想帶有濃厚的主觀主義和迷信色彩,但是他從當時環境下和宗法制度的約定成俗的禮制角度,大膽批判晉穆侯給國家安危帶來的巨大隱患,即根源性原因:本末倒置還使禮法以及宗族制度遭到根本性破壞。這樣的先例一開,效仿者會接踵而至,使禮制不再擁有權威,或者變成利欲的工具,喪失本來的意義。

這一點,于現代安全生產而言,依然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假設安全生產的各種規章制度為“禮制”的話,那么安全生產管理和督查便是維護“禮制”的手段和方式。但是這種“手段和方式”不能“禮制”原有的概念和范疇,更不能將“手段和方式”取代“禮制”的終極目的,即督導檢查僅僅是為促進安全生產,而不是為了督導檢查而檢查。

但在實踐中,很多工作確實帶有本末倒置的味道。如在安全生產考核中,以督導之名,過分強調書面化和資料的完整性,極大地促使痕跡主義流行泛濫,不僅對實際安全生產工作沒有促進作用,相反卻增加被檢單位和生產一線管理負擔,事實上嚴重干擾了正常安全生產秩序,無形中造成極大的安全生產隱患。

另外一種更為可怕的現象就是借助安全監管的名義,看似考核,其實是本末倒置下唯心、唯上的表現。例如有關部門沒有按照針對考核對象履行法定的安全生產管理職責和掌握安全規程等實際能力這個目標去考核,而是極大偏離這個目標,不僅不把安全生產管理職責考核作為重點,把實際工作能力考核放在一邊,而是圍繞書本上那些所謂的理論知識、原理和繁雜的法律法規等內容進行考核,認為越難越好,所以安全生產考核出現了分類或分專業的考核,考核題庫宏大、儼然成為一門學術或專業,造成了現在“持證的不能干活、干活的拿不到證的”怪現象。

實際上,安全生產法已分別確定了企業負責人和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各項管理責任,特種作業人員除應掌握勞動者應有的權力和義務外,只要能夠按照其工種的安全操作規程進行作業即可,不應該出現繁雜的要求。

簡單為遵守提供了最好的條件,恰如師服對晉穆侯的期待一樣,按照最基本的禮制去取名,求得心理上的祥和和國民的滿意。禮法的推進持續和安全生產一樣,簡單能使人迅速和準確的判斷是非,而復雜或者人文的破壞、更改,會使人不知所云甚至錯誤消防。

固然,安全生產重在監管。如晉國大宗小宗名字錯位一樣,如果在安全監管中,相關部門以監管的合法名義對違章、隱患等行為一罰了之,而不是徹查違章、隱患的根源,更是錯上加錯的本末倒置,甚至是憑違章、隱患泛濫的溫床,而最終會導致悲劇的發生。同時還應立足于日常的監管。有時候一些全事故發生之后,地方和基層企業都會迎來集中式的檢查。表面看,這種應急檢查確實能有效防范同類事故重復發生,但同這種集中、突擊檢查相比,嚴密、認真的日常監管更能有效避免類似事故的發生,即根源治理。如同晉穆侯開始就不把成師封在曲沃這樣富庶之地,或許不會有后面按照師服所擔憂的樣子,向著更為糟糕的的方向發展。

公元前745年,晉文侯之子、晉穆侯之孫晉昭侯違背了周禮確定的等級制度,將大于都城翼城的曲沃城分封給了成師,成師也被人們稱作曲沃桓叔。旋即,成師便依靠曲沃的強大實力向晉文侯的權威發起挑戰。

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晉國國君成為當時時代最為兇險和無奈的職業。在漫長而持久的“曲沃代翼”征伐中,曲沃小宗方面先后經歷了曲沃桓公、曲沃莊伯和曲沃武公三世,歷經六次你自我活的戰爭,誅殺了翼城大宗五位國君,并使周邊八鎮諸侯國卷入戰爭,時間長達67年之久。

最終的結果是,在晉侯緡二十八年,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滅掉了晉侯緡,并通過在大宗爭搶來的珠寶賄賂財政上捉襟見肘的周釐王,在周天子的詔令下,“合法地”獲取了晉國國君的位置,并且將晉國的侯爵地位升級為公爵,在東周八百諸侯中,成為天下顯赫的人物。

由于晉國大宗放任小宗的發展和壯大,大宗的滅亡成了必然。歷史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既有對禮制破壞的無可奈何般的哀婉,也有因小宗的強勢崛起完成對大宗保守的自我否定,為晉國注入了強大的活躍因子,也為晉國稱霸近三百年,做出了理論和實踐上的開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這樣的角度考慮,積極地安全生產的監督管理也需要注入新的思維和活力。如安全文化建設,用更多的人性化和道德方面的約束來填充各項安全規章制度外的安全理念樹立,全面助推生產企業從“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觀念轉變,從而實現主動預防,也不失為一個簡捷路徑,或許會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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